史贤龙：最厉害的武器，叫间接路线
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战争、争斗、竞争中，都会出现一类奇怪的胜利：并不是武力最强大者获胜，反而是“少胜多、弱胜强、蛇吞象”。这样的战例中国古代不缺少，西方（欧洲）古代不缺少，近现代史更不缺少。
1929年，英国军事理论家B.H.利德尔·哈特发表了一本战争史研究著作，书名是《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》（1941年再版时更名为《间接路线战略》，中译本名为《战略论：间接路线》）。
书中通过对欧洲从希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历次决定历史面貌的战争分析，得出了一个不同于一般战争胜负论的观点：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和战役，都是采取“间接路线”的方法取胜的，并不是武力的胜利。
什么是“间接路线”？
比如，避免向坚固阵地作正面突击，尽量从翼侧迂回以猛击敌要害地点——侧翼进攻，拿破仑的拿手好戏。
采取欺骗和迷惑敌人的方法，诱使敌人在兵力部署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——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。
威胁敌补给系统和交通线——曹操决胜袁绍的官渡之战。
上述还只是战术方法上的间接路线，间接路线最重要的价值是战略层面，哈特对间接路线战略的定义是：战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寻求决战，而是要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，破坏其稳定性，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，从而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使敌人屈服。
看到这个定义，让人想起《孙子兵法》里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、上兵伐谋、全争天下”等战略思想。
哈特的“间接路线”，更加清晰地阐述了这种战略的内涵：在作战中避免与敌人作直接的硬拼，而是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，力求出其不意地打击和震撼敌人，使之惊慌、动摇，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。其结果，敌人不是自动崩溃，就是在会战中轻易被击溃。何种时机采用何种方式无固定规律，需灵活掌握，一切均以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为准则。
显然，间接路线战略的核心或精髓，是在决战之前或达成决战的战略目的前，让对手丧失正确的判断与战略部署能力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战略“扰动”能力。
孙子曰：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。由此可见，间接路线是一种高级的战略，不仅是独立于武力之外的战斗形态，而且是决定性战役或战争的决定性力量。
军事能力（武力）如果缺乏战略意志与战略部署，“兵力”不过是一个虚壳。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舰队，覆灭于日本联合舰队，并非简单军备、军力对比的问题。
理解了间接路线战略，探讨一下中国近代战争尤其是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。
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，中国的对外战争都以失败告终：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、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输得最惨的三场战争。前两场战争间接断送了清朝政府，后一场战争间接断送了国民党政府。
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战争，都与日本有关。这个事实如果不去问一问“为什么”，很难对历史包括当下有正确的判断。
这个问题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，就会容易理解：中国近现代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次地缘战争与非地缘战争，为什么只有中日战争对中国影响最大？
原因并不复杂，庚子之变的新老列强里，日本是从丰臣秀吉时代起，就将侵占中国领土作为国家战略的唯一国家。
从十七世纪末起，日本就在集聚寻找侵占中国领土的能力与机会，到十八世纪，日本找到了侵略中国的跳板——朝鲜。自此之后，日本历届政府，都制定了通过朝鲜事件与中国开战，最后霸占东北、控制中国的战略。
于是，日本人开始向朝鲜不断派兵、移民、加强贸易、搜集情报、培养“友人”、离间朝鲜与中国关系（扮演正义的角色）等。
对中国，更是展开前所未有的情报搜集战，从政府到机构到个人，“大和爱国者”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，以各种友好合法的形式，近乎疯狂地采集、搜集、整理中国的各种情报，不仅限于军事情报，举凡地理、人口、经济、文化、名人等各种社会信息。仅以现存“满铁”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）搜集的中国档案，其详细细致程度，足以让中国人汗颜（详见凤凰大视野纪录片《喋血——中日谍战大揭秘》）。
甲午战争前，日本对于清朝、北洋舰队、电报密码及交战区域驻军等情报的搜集，几乎达到了比清政府还详尽的程度（可阅读雪珥《绝版甲午》一书）。
国内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，涉及到了政治、军力、战术等多层面内容，但总体是两派观点——武器不敌论与政府腐败论（包括汉奸论），却都没有从间接路线的视角，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长期“战略扰动”：再重复一遍，间接路线战略的核心，是通过非军事的战略行动，影响敌对国的战略意志，准确地说，关键领导集团（或将军）的战略判断。
在麻痹了敌对国的战略意志之后，日本人实施其战略计划的方法是“不宣而战”，同时又为各种不宣而战，寻找到各种理由：从甲午到九一八、到珍珠岛，哪一次日本人不找出“客观的、必须的”甚至“不得不为的”理由，去发动侵略战争？
反观近代中国的国家意志，却“始终”存在着“自动溃败”的因素，如：
以和为贵：对于一个蓄意侵略的国家，这种思想就是等待挨打。
以德报怨：日本是一个崇拜胜利或强者的偏执文化，这种文化只认（或服膺）强者，并不认同或服膺仁德——或者说，日本人的仁德仅限于其“内部”，从不适用对手，《菊花与刀》一书对这种矛盾性有详细描述与分析。
大局为重：一个从不反省的人或国家，任何小事件都是大目的的一部分，他不会因为对手的隐忍退让（大局为重）改变其既定目的。
客观理性：当两国处于战略敌对的状况下，客观理性这个词无异于是一个讽刺——哪个战争的发起者有客观理性？
需要警惕的是，上述列举的让敌对国战略意志混乱或溃败的“观念”，正是间接路线战略要鼓吹培植的——在媒体、名人的背后，是媒体利益、各种“圈子”，利用利益杠杆或影响圈子背后的社交活动（研讨会、文化项目、基金会等），不难影响“关键话语者”（媒体+名人）观念的改变。
有人会说，这样看“文化交流”是否太阴谋论了？
现在披露了日本间谍收买了台湾渔船，让第一次保钓登岛流产，不知是否可以让善良者头脑清醒一点？
世界确实应该简单，但是总有些力量、为了某些目的让世界变得复杂——真真假假之中，清晰地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、谁是我们的敌人，永远是自强自立者必须明白的事情。
再谈谈保钓志士登岛、民间人士冲撞日本大使问题。
从事件的处理看，中国政府显然不是怕洋人的晚清、也不是只想息事宁人以便攘内的国民政府，该立场的表明立场，该处理的法律处理。政府的处置并无违背国家原则或国际公法的口实，民间的爱国情绪及其表达，为什么会被自己的同胞扣上不理性甚至害国的恶名？
保钓人士害国论来了，冲撞使领馆违反国际公法论来了，爱国者害国论来了，卖国者是爱国论来了，中国民众素质低论来了，国家大政要让有关部门理性冷静处理论来了，日本首相的亲笔信来了，希拉里来中国访问前美国务院发言人将钓鱼岛称为尖阁列岛来了，不一而足。
我无意去索隐或揣测这些论调背后的动机，只想站在“中国立场”上问一句：是否没有保钓志士、没有冲动的民众、中国人都理性冷静、继续关心穿越剧、宫心剧，钓鱼岛问题就会解决？
我认为，在登岛、拔旗事件及其争论的背后，需要中国人思考的问题，国策与民众之间，究竟应该怎样互动？
按照“精英派”的观点，国策是政治家或当局者要处理的事情，不知内情的民众不要去添乱，或者即使要表达诉求，也要按“有关部门”指挥——殊不知，这种让一小撮人操纵国策的观念，才是真正的危险。
中国的精英派总是不自觉地走向整天高喊的“民主自由人权”的反面，好像民主就是让民众对鸡毛蒜皮的民生问题发表意见，国家大计要政治家或官僚们去解决——这种将民意与国策割裂，恰恰是中国长期专制政体残留的最致命毒素。
近现代的历史表明，政治只要是政客们的闭门会议，结果一定会出现匪夷所思的协议，尤其对于弱国，如清政府的割地赔款，一战后巴黎会议的割让青岛给日本、二战前英法政府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等。
有人又要说弱国无外交：别忘了，俄罗斯遭遇过两次侵略（拿破仑与希特勒），每一次俄罗斯民族都以“焦土政策”的巨大牺牲换回了最后的胜利——这才是中华民族需要学习的榜样。失去了血性的民族，才是真正悲哀的民族。
最重要的是，国策必须有民众的参与，决不能变成政客们会议就可以决定的事情——这是世界历史，包括中国历史的基本教训。也正是美国式民主的特点：总统、国务卿的对外协议，都有可能被国会或民众否决，美国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弱国或没有效率的国家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只要钓鱼岛等问题没有最后解决，中国民众表达意志、情感的任何方式，都具有历史意义，比缩头乌龟还施放恶毒诽谤言论者，要强一万倍。
保钓者不畏牺牲捍卫国家主权的行为，不容污蔑；冲撞日本大使的民间人士可以接受法律处罚，但其爱国情感，不容毒舌污蔑。
在登岛、拔旗事件及其舆论的争论问题上，我有三个疑问：
第一问：为什么看不到中国的媒体、名人甚至政治家，运用间接路线的战略思维，对日本（包括美国）的战略意志实施瓦解？
第二问：中国从政府到机构到个人，有多少人象日本研究中国一样研究日本？
第三问：对于日本的战略烟幕，中国是否能准确判断日本包括其背后美国的战略意图？
日本正在重新武装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管制，这个趋势必然是危险的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还寄希望于30年前提出的时间解决论，是否在刻舟求剑？认为保钓害国论的人，为什么不去想想保钓等抗议行动，也可以干扰日本重新武装的步伐，或者让日本的战略意图大白于天下？
时间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，时间（快或是慢）只是让问题变得对某一方更有利，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资源。
邓小平当年让后代人的政治智慧解决钓鱼岛的论点，验证了哈特的发现：最厉害的武器，叫间接路线。
中国现在站在下一个30年的入口，明年是甲午海战100周年，这依然是一盘间接路线决胜的大棋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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